没有宗教和哲学，就不易达到深广的境界。诗好比一株花，哲学和宗教好比土壤，土壤不肥沃，根就不能
深，花就不能茂。西方诗比中国诗深广，就因为它有较深广的哲学和宗教在培养它的根干。没有柏拉图和
斯宾诺莎就没有歌德、华兹华斯和雪莱诸人所表现的理想主义和泛神主义；没有宗教就没有希腊的悲剧、
但丁的《神曲》和弥尔顿的《失乐园》。中国诗在荒瘦的土壤中居然现出奇葩异彩，固然是一种可惊喜的
成绩，但是比较西方诗，终嫌美中不足。我爱中国诗，我觉得在神韵微妙、格调高雅方面往往非西方诗所
能及，但是说到深广伟大，我终无法为它护短。
（摘编自朱光潜《诗论》）
材料二：
中华文化与西方文化本是长期互相隔绝并独立发展的两种异质文化，它们之间存在着差异，但并无高
低之分。中华先民具有独特的人生态度和生活方式，他们不需要经过宗教的繁复仪式便能把平凡、卑微的
现实人生进行升华，使之进入崇高、美丽的境界；他们不需要经过形而上学的繁复思考便能领悟人生的真
谛。中华文明历经的数千年发展过程已经证实了这种可能性。海德格尔认为必须扫除西方自柏拉图以来的
整部形而上学史的迷雾，才能揭示存在的真正本质。这样说来，从源初开始便很少受到宗教神学和形而上
学思考的双重遮蔽，未必不是中华民族在领悟人生真谛时的独特优势。
那么，中华先民们究竟是如何感受人生、领悟人生真谛的呢？让我们以春秋战国时代最重要的两位思
想家孔子、庄子为例。孔子在政治活动彻底失败后，又以韦编三绝的精神从事学术教育工作，真正做到了
“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正是这种积极有为的人生态度使他对生命感到充实、自信，从
而在对真与善的追求中获得了审美的愉悦感，并升华进入诗的境界。庄子虽是以浪漫的态度来对待人生，
他所追求的是超越现实环境的绝对自由，但在追求人生的精神境界而鄙薄物质享受这一点上则与儒家殊途
同归。
那么，为什么中华文化得天独厚地具备追求诗意人生的内在可能性呢？换句话说，为什么中华文化能
成为抒情诗茁壮生长的丰沃土壤呢？我们不妨以西方文化作为参照物来作一些考察。柏拉图是古希腊最为
权威的思想家，至少在 15 世纪以前，柏拉图的理论对欧洲的诗歌思想有着决定性的影响。由于柏拉图认为
人类社会只是“理式世界”的摹本，所以把人间生活作为描写对象的诗人是应被逐出“理想国”的。在古
希腊的文化体系中，柏拉图的观，点是完全合理的：既然世界的主宰是天上的诸神，既然人类是匍匐在诸
神脚下的渺小生灵，那么以人类生活及其思想感情为内容的诗歌还能有什么价值呢？而且既然人类的一切
力量都来自神的恩赐，那么诗人的灵感又如何能例外呢？在中华文化中，诗歌的主体是人，诗歌描写的客
体也是人，所以诗歌创作是自然而然的情感流露，以抒情为基本功能的诗歌成为中华文化中最耀眼的一道
光彩，而赤县神州注定要成为中华先民诗意生存的乐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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